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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村官”在华学扶贫:中国这点让我印象最深刻

时间:2019-07-12 来源:汜水丰图网 浏览:2283次

“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丰富了区域减贫合作内容,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沟通,同时扩大了中方在东盟国家基层的影响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举一个“帽子”优先的小例子。近几年来,国内学术会议风气由之前的“崇洋”变为“崇帽”,就是谁请来的“帽子”多,谁办的会规格就越高。所谓高端论坛,评判的重要标准是请来了多少“帽子”,特别是“高帽子”,院士最大,其次是千人、杰青或长江,再次是优青、青千或青拔,普通教授只能充个人数。不请上几位院士、杰青或长江,都不好意思叫高端论坛。但这种论坛,“帽子”专家的报告时间可能只有20—30分钟,且通常都不全程参加,讲完自己的就撤,根本起不到交流的效果。论坛举办成功与否,更多是用媒体公开报道或者自媒体推送的新闻来衡量。这不像是学术圈,更像是娱乐圈。越来越多的学者抱怨国内会议“多如牛毛”,尤其是这种“赶场子”的会议越来越多,碍于情面,却又不得不“出场”。这一方面浪费了科研人员大量的宝贵时间,一方面大量科研经费花在差旅上。

王晓晖会见了埃革阵执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希费劳,分别出席在梅莱斯领导力学院、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举行的中共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会和研讨会,并与曾来华考察的埃革阵干部座谈,全面宣介中共十九大的主要精神和重要成果,深入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重要主旨讲话精神。

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的勐腊县河边村是一个传统瑶族村寨。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看来,这里与一些东盟国家乡村发展的情况相近,是驻村学习的理想之处。只有59户人家的河边村曾经是典型的边境少数民族山区深度贫困村寨。2015年1月,一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扶贫队驻扎到该村,通过打造新业态、建设成为国际会议举办地等方式,让全村农户在2017年摆脱贫困。一名村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家里开了一间植入“瑶族妈妈”概念的客房,每年通过接待游客能够获得1万多元收入。

在河边村里,来自中国的村官、学者结合实例,向东盟代表介绍中方在减贫方面做的具体工作,以及面临的农村发展滞后、农村内部发展不平衡等挑战,东盟国家也会派出代表分享他们的经验。多名与会代表对记者说,他们对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很有兴趣。除了分享与讨论会,参加活动的嘉宾还深入河边村同当地村民交流,看他们展示纺织技艺、制作糍粑,品尝特色茶品,一起举行晚宴。

Alpha:米兰、芝加哥、莫斯科、多伦多、圣保罗、法兰克福、洛杉矶、马德里、墨西哥城、吉隆坡、首尔、雅加达、孟买、迈阿密、布鲁塞尔、台北、广州、布宜诺斯艾利斯、苏黎世、华沙、伊斯坦布尔、曼谷、墨尔本

从这起案件可以看出,当地有关部门的某些行为可说是有违于法律精神。当地政府部门不顾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不尊重仲裁的司法既判力。有关法院和仲裁机关也一味“胳膊肘往里拐”,迁就当地政府部门的违约行为。这虽然是个案,却可能让当地的营商环境受到不小的伤害,值得地方政府引以为戒。

蓝皮书指出,很多人在择业这一“职业探索期”会发现职业理想与现实往往存在较大差距,有高达81.9%的居民其理想就职单位与现实工作单位不相匹配,说明北京居民择业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很大,这也是造成就业难一个值得深思的原因。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谭谟晓)记者从中国农业保险再保险共同体获悉,作为分散农业巨灾风险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农共体再保险承保能力达3600亿元,较2014年成立时提高近40%,可基本满足行业再保险保障需求。

京东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龚谨认为,除产品购买流程复杂使消费者“望而却步”外,税延养老的税收优惠政策更为重要。随着个税改革的推进,税延养老险给个人带来的优惠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同时,税延养老的消费者教育问题也值得关注。

中国正在各层面推动与东盟国家的减贫合作。2014年11月13日,李克强总理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时表示,缩小差距、减少贫困、改善民生是亚洲地区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中方提议实施“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并提供一亿元人民币,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建立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点。

窦江涛表示,80后、90后有一些新的特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工作态度和上几个年代人完全不一样。过去,人们愿意和用人单位协商好,或是拿到奖金之后再离职,而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等了。“他们会认为这是依照法律规定自己应得的报酬,所以无论自己走与不走,奖金都应该发放。”窦江涛说。

缅甸NLD教育网络的协调员昂年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此行考察后,他最想带回去的是中国精准扶贫的经验。“缅甸没有中国富裕,无法开展大规模扶贫工作,但可以学习中国集中力量发展一些重点地区的做法。”

对于西方媒体的“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陆慷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是中国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应干涉。“港独”势力搞分裂活动,企图把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违反法律,违背民意,不仅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损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各国在香港利益。

从过去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已经扩展到受教育权、劳动权、知情权、公平竞争权、环境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权利。

在服务对外投资和对外合作方面,“进出口银行发挥信贷、投资、贸金、融智等多层次产品体系优势,助力我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李忠元说,截至一季度末,进出口银行支持跨境投资和对外合作贷款余额超过9800亿元。

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灾难,对政府部门而言,法无定则不可为,对于确实存在消防安全问题的足浴店,可以责令其停业,甚至依法拆除其汗蒸房。但若是店家没有问题,为什么要令其停业,白受损失,并要强行拆除其汗蒸房呢?损害或剥夺他人生意、财产,总得讲个依据吧。

[环球时报赴云南特派记者谢文婷]从踏上云南河边村土地的那一刻起,宾威农便试图找寻一个答案,一个可以给柬埔寨村庄带来改变的答案。对于这位来自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农村经济办公室的副主任来说,中国的乡村治理和脱贫经验对柬埔寨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没有人希望生活在贫困里,减贫也是柬埔寨政府的重要战略之一。我们很感谢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的帮助。”宾威农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宾威农此行是参加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同举办的第8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40多位来自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官员在一起分享了各自的减贫工作经验。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模式、处理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具有借鉴意义。

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中方也在不断总结与东盟官员交流的经验。参与活动的每个东盟国家团队都是由一个政府部门官员带队,派出3个基层村官或者非政府组织代表。《环球时报》记者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发现,每个团队往往只有一名成员英语较好。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在部分村官无法直接获取信息的情况下,他们的学习效果往往打了折扣,因此今后中方会考虑增加缅甸语、柬埔寨语等小语种翻译。另外,中方还会在项目结束后建立微信群或领英群,以方便各国代表在活动后保持联系与交流。

事实上,从G20杭州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G20汉堡峰会,再到前不久的金砖国家峰会,中国始终坚定地捍卫和倡导全球经济包容性和开放性发展。

对于河边村内干净整洁的环境和村民高昂的工作热情,宾威农表示很羡慕。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他工作的柬埔寨村庄里,村民普遍比较散漫,也“不愿意改变”,并且常常执着于眼前的经济收益。过去,曾有非政府组织帮村民买牛,希望他们通过养牛提高收入。但后来发现,村民会偷偷把牛卖了,以换取短期利益。还有一些贫困的村民甚至会出售自己的土地。当地政府希望帮他们发展农业生产时,却发现他们已经无地可种。这次考察回国后,宾威农计划用更多时间去教育农民,让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得到一些改变。“我常常对村民感到失望,但是我从未放弃希望。”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中国村民高昂的工作热情让柬埔寨官员“很羡慕”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也受到过质疑,比如缅甸部分居民因密松水电站项目等对中国投资和在当地的影响力心存疑虑,也有一些势力趁机宣扬“中国威胁”。“中国不需要为此担心。”参加村官项目的昂年钱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正在做有益于缅甸的事情,缅甸人民知道他们得到了切实的好处。”不过昂年钱也提醒道,中国应该加大对自己所做事情的宣传力度,让更多当地民众了解事实真相。

截至11月9日8时,空气重污染过程仍在持续,全国338个城市中沈阳市、抚顺市、本溪市、丹东市、铁岭市等11个城市PM2.5小时平均浓度大于250微克/立方米,为严重污染;鞍山市、辽阳市、白山市、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等7个城市PM2.5小时平均浓度在150微克/立方米至250微克/立方米之间,为重度污染。长春市PM2.5小时浓度最高,达到860微克/立方米。

“妈祖光影科技互动展览”是镇澜宫首次与民间单位合作举办的大型光影互动展,包括“从民女到天后:天妃显圣录”“阵头大解析:阵头民俗艺术”“妈祖圣像光雕:妈祖祖庙圣像巡礼”“闽南庙宇知多少:庙宇艺术文化”“敕封天后志:天妃到天后”五大主题,带领民众透过光影互动科技深入了解妈祖文化,并经由多媒体互动科技展出效果,让民众身历其境地体验进香绕境氛围。

2011年,李贻煌离开国企,进入政府工作,任鹰潭市常委,2年后2013年1月进入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时年51岁。看法新闻从江西政府网站了解到,李贻煌在江西副省长排名中,位列第三,主要负责工业、国有资产管理、交通运输、个私民营经济、安全生产方面的工作。

除了像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这样的官方机构积极帮助东盟国家减贫外,一些中国民间机构也正参与其中,包括正在柬埔寨暹粒省女王宫县枯联乡帮助当地村民排雷的平澜公益基金会。该村共有247户家庭,1106名村民中女性有500多人,大多数村民在家务农。然而受战时遗留地雷影响,枯联乡很多可耕种土地被抛弃在一边,村民也非常贫困,人均年收入大约仅100美元。平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珂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们与柬埔寨相关机构合作,以共同开发有效和可持续的农业项目为目标,先致力于排雷行动,打造一个安全村庄,在此基础上再帮助当地人建养殖场、培训学校,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在合作模式上,该项目前期由中方提供资金和设备,进行排雷工作是以柬埔寨专业人士为主。“帮助中国邻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王珂说,中方团队在柬埔寨很受欢迎,因为当地人相信中国的经验,“我们希望挖掘他们真正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也期待能与当地人民心心相通”。

马来西亚农村发展部助理秘书赛德·汗对记者说,中国政府采用了非常系统和全面的乡村发展模式,规划也很完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村民以及各方人士在减贫方面都抱有十分坚定的信念”。

此外,欧盟在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管理上,相关法规为了保证制度更好地落实,都力求精细,导致了审批程序的灵活性不强,对待转基因作物审慎过于严格。

在空港经济区工作的王先生,终于下定决心在这里安家置业了。“以前顾虑很多,因为空港经济区周边没有太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现在,随着地铁2号线的开通,不仅交通越来越便利,而且周边配套越来越完善,天津市第一中学滨海学校、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等名学校和名医院都落户空港,让我们很安心。”

宾威农说,大约10年前,柬埔寨曾采取日本“一个村子,一个产品”的发展模式,集中村里的力量发展优势产品,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后来又学习韩国的“新村运动”,但效果都不令人满意。“现在政府正积极学习并运用中国的政策,我们同时希望共建‘一带一路’能更好地帮助柬埔寨发展。”宾威农说。

不同国家参考不同阶段的中国经验

对于来自老挝农林部农村发展与合作司的马里尼来说,交流活动中最让她感兴趣的是,中国专家提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新分配土地给穷人的历史。马里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土地问题是老挝目前面临的十分具挑战性的难题。一些当地村民声称自己拥有土地所有权,尽管这并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政府因此没有办法合理规划土地。马里尼说,中国的土地政策给了她“一些启发”。她还表示,老挝很多贫困人口同样住在偏远地区或山区,因此她这次在云南了解的一些政策和方法是老挝可以“直接借鉴”的。

回过神来才发现,不管你喜不喜欢,社交电商狂潮已然到来是不争的事实,它正冲击着传统的购物、社交、游戏的方式。

本集聚焦党的建设。以港珠澳大桥党员团队攻坚克难的故事、徐工集团、传化集团的党建故事以及崔继先、林俊德、支月英等一批先进共产党员的故事,呈现改革开放中党的举旗定向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突出反映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把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使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伟大实践。

宾威农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农民可以得到来自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这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另外,柬埔寨也需要学习如何创造更好的自然环境。宾威农走访过中国很多地方,他注意到中国的植被覆盖率很高。在一些不适宜发展农业的地方,村民通过植树造林保持水土。他认为,柬埔寨一些因气候条件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地方可以借鉴中国的绿色发展模式。

自2014年开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还推动开展“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选取老挝、柬埔寨、缅甸为试点国家,在每个国家建设两个项目村,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计改善、能力建设以及技术援助等方面。来自缅甸项目村的村长敏莱告诉记者,得益于中国的帮助,当地人用上了太阳能,有了新学校,“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的帮助”。

“不同东盟国家参考的中国发展经验有所不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老挝与缅甸还没有进入工业化时代,目前处于通过农业发展来减贫的阶段,因此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验比较适合它们。对于越南、柬埔寨,中国后来刚步入工业化时期的经验比较值得它们参考。现在的中国则对马来西亚的借鉴意义更强。”

对华心存疑虑?“中国不需要为此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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